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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第一个大星期，北京市法院、检察院系统联手在京面向社会招考400名书记员。此次市内8个城区参加招考报名的人数近4000人，取得报名资格的人数达到1238人，而实际录用名额仅有169人。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远郊房山区，录用名额为35人，实际取得报名资格的竟有530人。看来每一个取得报名资格的人须得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跻身于书记员的行列。
此次招考仅仅是个前奏，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微博)招考工作已于8月21日拉开帷幕。招考涉及国家计委等29个部门，实录名额为462人，预计5个月内完成。(8月31日《经济晚报》)
1994年，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在京开考。新华社资料图片
2002年3月，江苏，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在填写公务员考试报名表。杨晞摄
2006年3月16日，乌鲁木齐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长龙”排出约一公里。张新军摄
程连昌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消息一出，很多老百姓不敢相信，没有关系，没有推荐，光凭考试就能“端上铁饭碗，吃上皇粮？”不光是老百姓，一些国家机关也对这种制度存在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卷子”代替了“条子”，“考官”代替了“跑官”，公务员考试制度至今已走过了十几年，“凡进必考”的制度写入了《公务员法》。
程连昌，原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领导小组组长，亲身经历了公务员考试制度确立和实施的全过程。
2008年8月14日，作为中国公务员考试的倡导者和缔造者，他感叹，“凡进必考”封住了后门，“这种制度确立不容易，还要坚持和巩固”。
“卷子”代替“条子”，公务员招录关后门
新京报(微博)：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程连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部分。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要健全包括招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并提出：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
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是公务员的录用制度，这是入口，一定要把住。所以，邓小平的讲话，为建立和推行考试录用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新京报：之前的录用制度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
程连昌：过去的老模式是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等形式。就是谁要想进，谁就找人，谁就推荐。这个办法是不行的，缺少公开性、公正性，特别是科学性。经常造成国家政府部门想要的人找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往里塞的情况，根本谈不上职位和人才的吻合，谈不上任人唯贤，更不用说高效了。
“凡进必考有利废除暗箱操作”
新京报：考试录用就能把住入口吗？
程连昌：这种考试包括一套完整的程序，首先政府发布招考公告，有什么职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要向社会公开，而不是像老模式那样只有几个人知道。接下来的考试，是“凡进必考”，想当公务员就要考试，没有特殊和特例，这有利于遏制一些机关存在的一切不良风气，废除了递条子、找关系等暗箱操作。考完之后还有审核，择优录用，结果也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这样就能较好的把住入口，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就像老百姓说的“玻璃房子里的竞争”。
新京报：这种考试录用公务员是不是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
程连昌：在推行考试制度前，我们也注重研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香港等地区的。在英国交流时，人家就说考试这种录用方式，中国是老祖宗，古代就有科举考试，国外公务员考试也是向中国学习的。
应该说，相比国外，目前我们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形式上雷同，内容上我们更丰富，特别是能力测试的内涵更丰富一些。
新京报：初期推行考试录用，在一些国家部门有没有阻力？
程连昌：当时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对于考试录用这种形式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很多人抱着看一看的态度。是不是奏效，关键看两点公正和唯贤，这是人事上最重要的两点，就怕搞关系等操作。
为此，1989年，人事部在6个国家部门和两个地区(深圳和哈尔滨)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的试点，先在小范围内试试看，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面试考官像奥运体操裁判”
新京报：1989年试点后，为何到1994年才开始正式实施？
程连昌：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1994年6月，人事部下发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这标志着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所以，1994年8月，人事部组织了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人事部等30余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考，以此来带动全国。
新京报：当时民众的参与怎样？
程连昌：当年7月30日，人事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组织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此后3天有近14000人咨询，新闻界称之为万人赶考公务员。我感受最大的就是人们的确有很强烈的改革渴望，也认可这种公开、公正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新京报：考试的情况怎样？
程连昌：我去了几个考场，考场内课桌被拉开距离，考生们都很严肃。我也参加了几场面试，每场都有七八位考官，包括招考单位主管司长、所需岗位的负责人、还有各方面有经验的专家。这样既有了解岗位的人员，又有擅长考查多种能力的专家，从不同角度考核人才，有点儿像这几天奥运会上的体操裁判。突出的人才，几个问题就能体现出来，有争议的人员，这些考官还要研讨，最终择优录取。
新京报：这次之后，一些部门观望是否打消了？
程连昌：录取结果出来后，我得到最大的反馈就是，这种考试办法好，招考单位都说满意。人事部也参与了招考，我们自己都说这个办法就是好。
考试录取的前几届，平均招考和录用比例为三十六七比一，后期达到46：1。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录用人员的跟踪、调查表明，用人单位的满意率达到98%。
“考公务员将要求基层经验”
新京报：目前，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被称为“中国第一考”。有政协委员提出，大部分考上的公务员都是应届毕业生，往往缺少实践经验，出现一些部委局的公务员因对地方和基层情况不熟悉，造成一些出台的文件操作性不强。
程连昌：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注意，今后公务员考试也会要求有一点基层工作经验，比如要求在基层岗位工作一定年限才能报考公务员，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开始实施，以后会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规定出台。
新京报：有一些考生反映，笔试成绩第一二名的考生，在面试中得了低分。面试的比重超过笔试，可能会造成仍有一些人情关系在里面。
程连昌：公务员考试，考查能力比考查知识复杂，作为考查能力的面试具有更灵活、更丰富、更随机的特点。面试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而是众多的考官面试一个人，这里搞关系并不容易。你可能认识招考单位的人，但不可能认识所有的面试考官，所以说面试还是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的办法。
“熟人找我推荐，我说没用”
新京报：作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缔造者，对于已走过了十四五年的公务员考试，你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程连昌：就是确定了“凡进必考”的制度，这一点我体会颇深。前两天一个熟人找我推荐一个同志做公务员，给了我一大堆材料，说我是人事部的老领导，当年的二把手，说话会很有分量。我告诉他，推荐也没用，因为“凡进必考”制度已写入《公务员法》。别说是我，就算更高的领导也没有这个权力，这就是制度的作用。
公务员考试发展这么多年，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也需要加强监督，但“凡进必考”的方向是正确的，这种制度确立不容易，还是要坚持和巩固的。
本报记者 耿小勇 实习生 郝希良 北京报道
■新观察
公务员制度彰显社会进步
在所有职业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公务员都是“香饽饽”，不仅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之一。也因此，各国对公务员素质的要求都比较高，对公务员录用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也格外强调。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革新和完善，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从“卷子”替代“条子”招录方式的变化，从“干部”到“公务员”的称谓变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也改变了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意味着中国行政管理的日益国际化。
建立公务员制度，旨在消除“大锅饭”、“官本位”、“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论资排辈”、“暗箱操作”等旧的传统陋习，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法制的观念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方式。
公务员制度的确立，首先是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务员的职责，即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其次是进入全新的录用程序和方法，即通过考试向全社会公开招考，所有公民都享有考公务员的平等地位，没有特殊和特例，也不管职业背景和社会阶层如何。1994年8月，国家人事部组织了30多个中央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被媒体称作“万人赶考公务员”，此后，公开考录政策、录用计划、资格条件、考试成绩和录用结果的“五公开”制度在全国推广。要想当公务员，你就必须参加“玻璃房子里的竞争”，领导的条子就此作废。
到1998年底，国家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基本到位。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将公务员队伍分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大部分加以建设，并进行入职培训、出国培训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入职的公开性和就职的专业化。
与传统的干部制度相比，公务员制度注重德才兼备，尊重个人志愿。在入口处，公开考试录用；在“楼梯口”处，引入竞争上岗制；在出口处，实行辞职辞退，并加之在考核、培训、奖惩、工资福利等方面都用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破除了人治管理，实现了初步的法治化。
□白烁
考生故事
“做梦一样端上了铁饭碗”
提起1994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张涛(化名)说“当年就像做梦一样端上了铁饭碗”。
这名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小伙子，高考给了他到北京读大学的机会。1994年，张涛大学毕业，那时的大学生找工作大多还是靠分配。毕业前，他的一名同学就说已找好了关系，能去国家机关。“真的很羡慕。”
考生咨询“是不是真的”
张涛说，父母都是种地人，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从小就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能“端上铁饭碗，吃上皇粮”。那时，国家机关一般都是通过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渠道引进新人，“要有关系，要学校推荐”，这对于没有丝毫背景的张涛很难，按照分配，他准备去一所学校教书。
1994年7月30日，人事部宣布将组织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这一消息通过媒体传出。张涛跑到咨询点，看到围了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问这是不是真的，招考正式的国家干部”5天时间内近14000人咨询，被媒体称为“万人赶考公务员”。最终4400人正式报考30余个国家机关的490个名额。
张涛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他费了半天劲才解释清楚公务员就是老说法中“工人、农民、干部”中的“干部”。他回忆，父亲说咱家跟乡长都不认识，考国家干部能行吗？张涛坦言，不光是身为农民的父亲，就连受过教育的自己心里也打鼓。
录取当天做梦自己被骗
笔试、面试、张涛一路走过来，得到录用通知的那天，晚上做梦还惊醒了一次，“梦见自己被骗了，这不是真的。”他说。父母得知儿子当上国家干部，“高兴得直哆嗦”，还特意去祖坟烧了次香。
张涛称，那位找好关系的同学，因政策变了，最终没有考过，没能进入国家机关。
一场考试改变了一生。如今，张涛从科员变成了处长，工资从六七百元涨到五六千元。虽然不是同学中挣钱最多的，但他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