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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国富豪“流行”投资移民(微博)的现象备受关注，然而，饱受房价、子女教育等压力困扰的“中产人群”，才是真正的移民主力。这些循“技术移民”等途径远走高飞的人，数量远远超过需要金钱堆砌的投资移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社会中坚”。
“移民潮”背后，隐约闪现着更耐人寻味的话题：为孩子移民———现行教育体制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为生意移民———国内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带走了多少财富和人才？
羊城晚报(微博)记者展开了相关调查。
技术“精英”
去国良多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
“目前，广东的移民业务90%左右是投资移民，中小企业主一直是主力。”广东某移民中介公司卢先生告诉记者。不过，这个数据或许很难反映移民市场的全貌。“大量的技术移民完全是由个人独立操作。”另一家相关机构的陆小姐这样认为。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总数超过6000人。而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达到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相对来说，投资移民只是少数。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透露。以加拿大为例，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本科或硕士；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30多岁最好；专业对口。”毕业于西安交大自动化控制专业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10年拿到加拿大绿卡，据其所知，他们班上技术移民的同学不下10人。
事实上，技术移民并非“中产”移民的唯一通道。
“能够提供当地就业岗位的‘雇主担保移民’现在特别火。”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记者。她说，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大利亚，当地政府推出了这项移民计划，只要当地雇主肯聘请移民者，只要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雅思”平均5分、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定居。
陈小姐说，这个项目去年推出后，申请的人络绎不绝，今年更是大增。从她经手的个案看，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去”的人多半毕业十年以上，正当年富力强，大多数人在国内的年薪在十万元以上，不少是服务处所的中层管理人员，也不乏上市公司、地产公司高管以及金融从业人员。
“这些人多半不到四十岁，在国内打拼多年，经验丰富。虽然没有企业家那么丰厚的身家，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大部分是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而移民，也有些人是厌倦了国内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的发展。”陈小姐分析。
陈小姐多年从事移民中介，在她看来，这样的移民在目的地国“很受欢迎”。她透露，雇主担保移民甚至可能比投资移民更快拿到绿卡。“投资移民带去的是一笔财富，但对当地就业并不一定有拉动，而这类技术移民马上可以投入工作，拉动GDP。”据了解，由于门槛高且有对口的工作岗位，这种移民通道的“过 关率”高达99%。
此外，对于不少“中产”来说，新加坡以及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是一条移民捷径。“先申请一个冷门国家，再辗转移民到发达国家。比如先到大洋洲的岛国斐济，再到澳大利亚；又比如先移民西班牙：一年内银行流水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中介陈先生说。
“拼爹拼妈”
不如拼出国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
记者调查发现，潜在的“中产”移民家庭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其中，“低龄移民”不断涌现，成为不少中产家庭移民规划的核心内容。
在外企工作的周先生最近为3岁的女儿报读了一家引进国外幼儿园教材的英语培训中心，每周上课两次。周先生坦承，自己早有移民打算，但因为考虑到 女儿的教育，不想太早行动。“我不希望孩子太早接受西方文化，希望她能在国内接受多一些东方文化后再出国。”周先生说，他计划在女儿小学毕业后才考虑移 民，现在报读英语培训营造“语言氛围”，是为了女儿将来出国后能与当地生活更快“对接”。
不少英语早教机构成为低龄“准移民”的聚集地。
“三到四成的学生家庭有移民倾向。”广州一家培训中心校长陈峰告诉记者。她说，仅据她了解，就有两个在读的孩子已经明确计划在小学三、四年级时 移民出国。 “五到六成的学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移民倾向。”另一家类似学校的负责人沈妍告诉记者。沈妍称，目前招收的约300个学生中，不少家长是为孩子未来出国“铺 路”。“一些孩子计划六七岁读小学时就要移民香港或美国、加拿大。更多的可能在初中或高中时到国外读书。”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曾发起中国首家赴海外的夏令营。在她看来，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年龄越来越小。“学 生家庭希望到国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很多交流项目根本不需要落力推介，报名者已经很踊跃，仅去年去美国的交流团人数就增加了三成。”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
家住广州东方三路的周小姐算了一笔账，在广州，如果要给孩子在重点小学谋个学位，只有两条路———要么准备10万元的择校费外加学校附近的租房 费用；要么接受3万元以上的房价，买套“学位房”。“不过，这还不算完。”周小姐说，孩子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时，一切又得重新来一遍。
不仅如此，周小姐说，儿子2岁时，她认识的不少妈妈们已经开始讨论各种早教班、全英班、艺术班、科学班、钢琴班、书法班……这一切令周小姐心头 发凉，她明白，儿子的将来也不能免俗。思前想后，她深感“拼爹拼妈”不如拼出国。由于周小姐的哥哥和父母在加拿大，今年7月，她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
网上搜索一下“加拿大教育移民”这个词条，其中好处一目了然：一人移民加拿大后，子女也可接受12年免费教育。移民后，子女还能以华侨或华侨子女的身份参加国内高考。加拿大大学对海外留学生的学费是加拿大本国居民的3-5倍，不同学校和专业差异甚至高达近10倍……
“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有移民中介机构负责人这样看待移民低龄化趋势。
中小老板
移民为“转型”
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关注，它不仅使中国的财富、人才、税收和消费流失，更对“橄榄型社会”的构建造成深远的影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微博)如此认为。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则认为：富人移民？明星大腕确实大多移了民，但我们仍整天躲不开他们的熟脸；大一点的企业家很多也移民了，但转了一圈都还在国 内打拼。富人办移民不过像穷人给自己办个保险，别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好赚钱的热土。中产移民才是真移民。真正的问题是留不住想移民的中产，而中产的壮大才 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以“资本”转移为特点的第三波移民浪潮正在杀到。不同于去年珠三角老板赴海外“抄底”掀起的移民风暴，今年以来新一轮移民风潮中，一些在珠三角经营乏力的中小老板俨然将移民视为“转型”之路，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客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前两天还打听了移民的相关手续，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东莞沙井镇一家印刷厂的刘先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刘先生说，他在沙井办厂已经有十个年 头。“今年的生意最难做。”“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就要十几万元。”刘先生说，他近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实在不行，移民也是一条路。一方面可以歇一歇；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加拿大开个办事处再向中国市场下单，转行做贸易。”刘先生说，他认识的4个老板已经移民了。广东移民中介民间组织负责人胡先生认为，目前的 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然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者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湖南人涂先生是深圳一家电子芯片厂的老板，身家过亿元。涂先生自己没有移民，但太太和子女已经悉数在国外。涂先生告诉记者，和他一起读MBA的 一众老板中，他知道的已经有五六个人移民了。“不过，都是当‘候鸟’，出去一段时间，还要回国打理生意；回来一段时间，又要出去‘坐移民监’。”
涂先生的电子芯片厂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1.6亿元，但去年和今年生意不好做，销售额仅数千万元。“只能转型，去年到今年，投了三千万元搞研 发，没有借银行一分钱，真金白银全是自己的钱。转型后预计明年销售额可以达到3亿元。”涂先生说，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大盘生意都在国内，所以并不愿意到国 外。涂先生称，他的很多朋友即便已经移民，但生意、根基还在国内。
因此，对于富豪移民造成财富外流的说法，涂先生并不认同———“事业都还在国内，能带走多少财富？”
某中介公司的卢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如同农民工南下打工一样。它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一部分闲钱被拿到国外，但只要这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在中国，根在中国，大规模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就不大。”
为子女移民，替未来下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不论是“中产精英”还是富贵人家，说到移民，都喜欢拿“教育”说事，把“子女教育”归结为移民的重要理由。照此推断，目前的教育体制扮演了移民潮的推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移民中，很多人收获的只是悲剧结局———当人们拖儿带女到达目的地国，多年后或许会发现，虽 然帮助孩子逃脱了应试教育的命运，但在东西文化的交锋中，他们并不成功，甚至很可能“丢掉”了自己心目中的孩子。
李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对于时下的教育移民热潮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加拿大，孩子16岁以后就必 须独立，自己挣学费，父母的钱宁愿拿去旅游，也不会为子女付学费。因此，父母年老后，子女也不认为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国家应当负责老人的赡养”。李先生说，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很多老人最后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也正因为如此，老外往往习惯提早规划养老金，因为他们明白，养老只能靠自己。“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完全冲突。”李先生说，不少第一代移民在子女教育上会感到“不平衡”。他们普遍对子女全心付出，但环境使孩子的思想已经完全西化，缺乏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华人在子女教育上做不到像老外一样‘无情’，因此也就没法儿接受孩子对待父母的‘无情’。很多年后，孩子可能创造性思维更强，但思想上和父母 距离很远，甚至会感觉‘丢’了自己的孩子。”
不仅如此，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艰难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子女成长的巨石。李先生说，以技术移民为例，约九成新移民短期内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移民夫妇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种父母的“亚健康”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枚定时炸弹。李先生的一位朋友，移民前曾是广东某高校的副教授。两夫妻为了孩子能够顺利移民，到加拿大下飞机后第二天，副教授就通过中介找到一份劳力工，从此一干五六年。数年后，副教授追悔莫及，深感这样的抉择对孩子来说未必是 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