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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在北京语言大学讲座,时间尚早,我和北京新东方的王江涛老师在北语东门的一个餐厅吃饭。
餐厅很简单,主营韩餐。看得出,食客们全都是附近的学生,零散地或单或双地吃着实惠管饱的菜品。江涛点了一份石锅拌饭,我吃一个从旁边KFC买来的汉堡,中西合璧,倒也是一景。
我吃着,发了一份小感慨,说:其实,学生时代挺好的,简单,没太多压力。
江涛一边吃,一边用一贯慢斯条理的语气说:唉,让你现在回去,怕是你也过不惯了。
我说:怎么过不惯?我也是过过穷日子的。
“有我厉害么?”江涛说,“那会儿,北三环有个餐厅,菜特别好吃,尤其是包子,我有次只点了包子吃,遭到邻桌人的无数白眼。北外旁边,有一个简易的棚子,我们和宿舍的人经常去吃刀削面,一块五一碗。”怕我不信,江涛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我眼前顿时出现一幅画面:冰天雪地,黑色的小棚子里翻滚着白色的蒸气,围着油黑发亮的围裙的老板一边收钱一边给穷学生们端面条,营养长期不良的江涛,正在某个桌子前哧溜哧溜地大口喝汤。
想起自己,突然觉得,那些大学时代,那些拮据的画面,比这个还要鲜明。
曾经很拮据,如今很“潮”的赵建昆(北京新东方学校教师)
“营养长期不良”的王江涛(北京新东方学校教师)
紫米粥、蹭饭与火车票
刚上大学,觉得钱从来就没有够用过。书费、文具、邮票信封上省不下来的钱,似乎都该从牙缝里挤。每次打饭总吃两个素菜,最多打一个“半肉菜”,鱼香肉丝那种。纯肉菜,比如排骨,总是泛着幸福的油光,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并不构成盘中的现实。一块儿吃饭的兄弟们很照顾我这个边疆苦孩子,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盘中肉匀我一些,又想吃,又想维持那点小自尊,很是纠结。
喝紫米粥的事,觉得更是丢人。在新疆没喝过,在大学食堂,突然发现这是人间美味,八毛一大勺,一块五两勺。郁闷的是,一勺总不够喝,两勺觉得有点多,又有点贵。最后,竟然——
“师傅!”我说,“一勺紫米粥。”满脸平静,递过饭盒。
师傅盛好给我。
“啊?!”我突然抱怨,满脸错愕,“太稠了,没法喝!”
师傅满脸无辜:“那怎么办?这也没法倒进去啊。”
“唉,你再给我添点稀的吧……”我依然满脸平静。
师傅只好无奈地从了。
大二,教一个小孩英语,每周六、日各两小时,每次20元。每次课毕,都正好是饭点,再加上人家父母一客气,也就一起吃午饭。记忆中,这户很中产的人家总有一些我从没见过的食物,比如三文鱼和基围虾,比如辛拉面和吉野家。每次回去时,揣着40元钱,打着饱嗝,觉得很有满足感。后来有一回,问这个孩子:“你爸爸妈妈对我的教学有什么意见啥的?”
“我妈说都挺还行。”这实诚的孩子幽幽地说,“就是不要每次都留下来吃中午饭就好了。”
那年冬天,去火车站整夜排队买火车票回家(是的,就是那次)。一伙三个人,冻到快死,忍不住去附近一家永和豆浆取暖。又饿又冷,也不好意思干坐着不买东西,一人要了一碗六块钱的担担面。那么不正宗的担担面,三个大小伙子,瞬间风卷残云,连渣滓都没剩。吃罢坐了一会,去买票。好像是凌晨五点,正式开票,很幸运地,有一张去新疆的卧铺,但是,498元。我开始犹豫,因为还有一张硬座票,拿学生证买只要198元。
“买不买,你到底买不买,后面人还排着哪!”卖票的那个女的隔着玻璃喊。
“我……我要那张硬座的。”我说。
“你想好了,没座儿,只能站着!”
“嗯,就这个了。”
暖水瓶、麦当劳与馒头
一次,去买暖水瓶(这个东西的破碎率实在太高了)。当然不会去学校超市当冤大头,去一个叫西街的自由市场。
到了一个摊位,一个南方长相的老板正在码货。
“这个暖水瓶咋卖?”我指着一个卖相不错的暖水瓶问。
“二十。”老板没抬头。
“便宜点,十五。”我说。
“十八,不买就去别处看。”老板依然忙自己的。
“穷学生,照顾点好不,十五吧。”
“你大几了?”老板突然抬头。
“我……我大二了。”难道,价格因年级而变动?
“你在旁边上学?”老板又问。
“嗯,怎么啦?”我问。
“十块钱,拿走吧。”老板突然说。
我:“@#¥%&*……”
老板说:“我女儿也在外地上大学,每个月总说钱不够,父母赚钱不容易,你们真的不要乱花……”
交钱拿货迅速逃走并有泪奔冲动。
大三,2002年。一个老家甘肃的男生请我吃麦当劳,因为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家教。当时,觉得西北的孩子都挺不容易的,就经常互相帮忙。吃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这位现在是北京市某重点中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同窗说:建昆,这是我第一次吃麦当劳。
最后,说一个早晨听到的,挺有些感动的故事,貌似和文章主题没太大瓜葛。一位太原新东方的同事,中午去一个成都小吃吃饭。看见一位老大爷,拿着几个馒头进来了,只点了一个一块钱的汤。服务员笑着说:大爷,那几个馒头,我给你热热吧。大概是怕另收钱,大爷说不用了不用了。看出大爷的顾虑,小姑娘说:加热不要钱,很快就好了。大爷答应了。后来大爷挺满意地吃着馒头,喝了一碗一块钱的汤,结账时服务员依然笑容满面。
生活总会越来越好,但显然,这样的感动,现在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