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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面试了一个孩子，她计划开学插班进国际高中读高二。面试无非就是闲聊，想到什么聊什么，考察这孩子思辨的能力。慢慢聊到她在原来的学校当班长，处理班务，帮老师收地震捐款。我发现她对谁捐了多少钱记得特别清楚。最多的捐了两百元，最少的十元，她自己捐了六十元。
为什么要记着呢？老师让记的啊；那老师为什么让记着呢？不知道；
慈善讲究能者多劳，能多回馈社会的话尽量多做一点，求得自己心安，这样也就够了，没必要抢占道德的高地，然后猛踩别人。进行慈善活动以及回馈社会是个常态，需要雷打不动、处变不惊地长期持续进行下去。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为国际高中的“爱心社”感到骄傲，为我的学生们感到骄傲。
国际高中的这些孩子每两个星期只休息两天，“爱心社”的成员要从这两天中挤出半天来，去福利院进行义务劳动。劳动项目很简单，无非是打扫庭院，收拾内务，陪鳏寡孤独们聊天，把自己节省出来的牛奶和点心带给他们吃，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如果一定要说“爱心社”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就是他们曾经募捐了几万块钱，给一个脑瘫的孩子动了手术。这个事情长期被记者们关注，每当需要树立光辉形象的时候就拿出来说一说。而我们其实心知肚明，这个钱数同孩子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比，真的不值一提。
从我开始接触“爱心社”，一直就是以一种“拧着来”的态度对待这些孩子。我一再地提醒他们，参加“爱心社”活动并不会对将来申请美国大学有任何帮助，美国人不会因为你做了义务工作而认为你是个有爱心的人，只会认为你是个正常人。
我还曾经制止过一次这些孩子的献爱心活动。当时汶川地震刚过，“爱心社”组织了校内募捐，但是他们觉得仅仅捐钱还不够，还想再做点什么，于是相约周末去扬州红十字会搬运救灾物资。他们满腔热血地来找我，寻求我的理解与支持。
我理解，但是不支持。理由是他们不适合做搬运工作。我不要他们带着相机、带着条幅、穿着写有标语的制服，累得一身臭汗，做点力所不能及的工作，然后被媒体广泛地报道，然后皆大欢喜。
因为我的不支持，这些孩子最终没有能去搬运物资，他们失去了一次被报道被表扬的机会，但他们对此看得很淡。现在“爱心社”的每一个孩子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无法从这个义务工作中得到任何政治资本或者是升学加分。他们只能长期不断地、默默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回馈社会，不求被表扬，只求自己心安。
“爱心社”既没有被我包装炒作得迅速膨胀，也没有因为我追求低调而萎缩，很无所谓地继续存在着。孩子们理性地处理着自己小小的慈善事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