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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其人之于新东方精神，犹如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W. B. Yeats） 所谓的舞者之于舞蹈。他以诗性的智慧问道：“舞与舞者，孰能分矣？”
2001年，演讲中的俞敏洪
2008年，演讲中的俞敏洪
将爱沉淀为一种前行的力量
读过《新东方精神》2008年第2期“心手相连”特别栏目的读者，都能看到俞敏洪亲率新东方员工在地震灾区第一线运送救灾物资的一组动人照片。在这次赈灾义举中，新东方捐款1800万元，并捐赠物资、派遣多批志愿者。
这就是作为一个由充满爱心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教育企业的掌舵人——俞敏洪的风范，也即我所相识并共事过的老俞的风范。
这次由地震引发的全球华人共献爱心，正值国际慈善界另一项震撼性的事件——比尔·盖茨捐出全部身家，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比尔·盖茨和老俞的慈善之举，在各自所处的语境中均不失为大手笔。这样的行为固然缘起于当事人善良的人性，但抽象的“性本善”终有其特定的表现形态。
换言之，一个人哪怕仅具备了最恻隐的向善之心，也必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以特定的方式外在化。在我所认识的老俞的身上，其人性之善是先验（a priori）地被决定了的，故此次赈灾之举是全然可预见的。
我这么说，是基于一只大难不死的蛤蟆。
十七八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老俞各自上完课后，我来到他当时位于上地的家去领取工资。出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左右，见我很累的样子，同样也很累的老俞便将我的自行车搁在他汽车的后备箱里，开车送我回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当开到现在的圆明园花园别墅区沿河的那个路口时，他突然向左急打方向盘，然后再以“S”形从路的边缘返回路中间。当时车子正以70至80公里的时速前进，控制不好就有可能沿着左侧的大斜坡翻滚入河。可是，夜深人静，没有需要避让的路人啊！心有余悸的我惊恐地问老俞怎么回事，他平静地答道：“路面上有只懒蛤蟆；不过，它怎么也是一条命。”
就这样，新东方早年的两位教授TOEFL、GRE的元老，深夜上演了蛤蟆惊魂一幕。在那个瞬间，我分明感受到了比我年长两岁的俞兄身上那种佛教式的大爱。这与几年前高跟鞋女子恣意踩猫视频中的变态人性相比，当属天壤之别。
仁慈如斯，厚道如斯，于老俞而言，便是其待人接物的态度。对于新东方慕名而来的学生，对于与他朝夕与共的同道好友，对于新东方的教职员工，一概如此。
早年在北大东门化学楼阶梯大教室上课时，某日下午轮到老俞上课，其间突感肚子不适，他便通过扩音喇叭说：“同学们，我必须去趟厕所，请稍候。”众皆愕然，继而哄堂大笑。老俞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厕所之行，捧着肚子又平静地继续上课。可二十分钟光景，喇叭里又传来老俞的请求：“同学们，对不起，请允许我再上一次厕所。” 教室里再度哗然，大笑。众人都意识到，那天拉肚子与他们尊敬的俞老师干上了！因此，当这一情景第三次出现时，已无人窃笑，取而代之的是大家无声的肃然起敬，而正是在一片肃然起敬的目光的迎来送往中，老俞捧着肚、弯着腰，在厕所与教室之间急促地来回折返，硬撑着上完了两个半小时的课。之后，老俞还给学生来了一个30分钟的“伤停补时”阶段，其间又必须再上一次厕所，终于演绎完成了“六顾茅坑”之壮举。
“决不有负于学生”，这便是老俞和受其影响的所有新东方教员的职业道德。当初，新东方上课的地点都集中在中关村一带，有学生骑车从丰台区远道而来，往返要四个多小时，为了不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我们会排除一切困难，把每一堂课上足上好。有时音响设备断电或坏了，就在若大的教室里扯开嗓子大喊着也要把课上完。由于我自己上课特别多，最多每天七个半小时，嗓子出问题是常事，所以上课前常常要大把大把地吞服冬凌草片、黄氏响声丸，骑车去上课的路上还要狂嚼金嗓子喉宝。
新东方一直训导学生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而老俞更是让学生从黑暗中见到光明。早年的新东方办学条件很差，租教室困难重重，供电部门也有意无意地和我们玩停电。为了应对这种频发的“技术性停电”，从农村生产队出来的老俞，不知从哪里买来十多盏煤油气灯（与老俞一样，我也来自江苏农村。在北京，我后来惟一一次见过这种灯，是在回龙观的路边烤羊肉小摊上）。灯泡是纱线织的，点火前灯内需打足气，然后将油喷到绑在灯中央上方的纱线灯泡上，最后精确计时点火，灯很快就发出炽亮的光，“丝丝”地吐着气，照亮一大片。给灯打气是整个点灯过程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道工序，必须紧按住灯的底部，坚定有力但绝不能摇晃，否则，已烧成灰烬的纱线灯泡就会分崩离析。在新东方，这绝活显然只为老俞一人所掌握。有一次，我在北大附中晚间上课时遭遇停电，等候在中关村二小报名处总部的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便风驰电掣地走街串巷赶到。我站在讲台上，连同整个教室所有的学生，众目睽睽地看着老俞在黑暗中娴熟地完成一连串高难度技术动作，将灯悉数点亮。工作人员则在桌子上摆好方板凳，分成五排，每排左右两盏灯摆好，然后继续上课。那晚上完课后，和我同路骑车回家的一位学生说，看着满手油污的俞校长蹲在地上专注而有力地给灯打气，将灯一盏盏点亮，那不屈的场面太震撼人，那无声的榜样太激励人。
伴随着新东方学员人数的激增，煤油气灯显然太过笨拙，点灯过程太过费时，要是一晚同时遭遇多起停电，老俞还不成“专职点灯师”，他自己的课还上不上？于是，每个新东方教室都配备了大量的蜡烛。停电之际，便是数百乃至上千支蜡烛亮起之时，在那蔚然壮观的景象中，烛光照亮着的是老师和学生一张张坚毅而专注的脸庞。
成功是一次又一次地自我超越
与老俞很要好的徐小平、王强，在大学毕业时先后出国。为了办学校，老俞孤军一人提着浆糊桶满大街刷小广告（我当时就是手捏着撕下的一页小广告，找到他要求去当老师的），成为城管严打的对象，因涉嫌冒用北大英语系的名义而被北大扫地出门。最初，老俞的培训部势单力薄，要与其他多个强势的培训机构竞争，一段时间内毫无起色。老俞和其夫人租住在中关村南路中科院某宿舍楼一个套间内的单间里，适逢其父病逝，其母将家乡一家小钢材加工厂变卖，将钱悉数捐给当地的一所小学后投奔来京，15平方米的房间里相隔而住。邻居是很强悍的一家，那中年妇人尤甚，老俞常因上课需要而早出晚归，两家矛盾愈演愈烈。一日前往老俞住处，我发现两家合用的厕所门摇摇欲坠，还有脚用力踹出的一个大洞，问老俞何故，乃两家拿厕所这一公共设施向对方发飚所致。那段日子里，老俞十分低落彷徨，萌生退意，说：“老钱，你给我写套个人陈述和推荐信，帮我弄出国去读书吧。”
因此，今天，如果有大学毕业后即告失业，正“漂”在人生途中，蜷伏在北京某人防工事改成的阴湿、臭虫满地跑的地下小旅馆时，大可不必怨天尤人。你们应该清楚，你们所崇敬的俞老师当年所经受的精神、物质和人格上的磨难远甚于你们——其心志亦苦，其筋骨亦劳，其体肤亦饿，盖因如此，其天降大任亦重。
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俞敏洪的成功和新东方的成功时，往往会将这种成功最终抽象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上市公司，一个市值多少亿美元的企业。然而，这可能会在无数试图追寻俞敏洪成功足迹的人身上，导致某种不健康的成功焦虑症。
在我看来，成功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仿佛《功夫熊猫》中的武功秘笈一样，有即无，无即有，一切皆在于信仰的力量。当我最早走进老俞北大筒子楼里的宿舍，中午哥儿们几个吃饭必须提着热水瓶到北大三角地的小商店打些散装的可乐来喝的时候，谁都不可能以新东方现在的成就来衡量所谓的成功。我们所能做的只能凭着我们的学识和敬业精神，将每个英文单词和语法点讲透、讲精，传输给似饥如渴的学生。成功，是脚踏实地留下的一个个足迹的总和，并因继续的跋涉而被不断超越。因此，新东方的学子们，像俞老师那样走好每一步，即使第一步始于最微不足道的起点，在某个阶段，当你蓦然回首时，你会发现自己已攀至人生的某个高点。
“道德星空”下的舞者
当你完成学业、踏入职场，当你成为团队的一员或团队的领袖时，你是否能具有真正的团队精神，去凝聚他人或心甘情愿地被他人所凝聚，同心协力，最终达至目标呢？
在众所周知的老俞在上地的家门口遭绑架抢劫的事件发生后，凡是与老俞接近或接触过的所有新东方教职员工，都被要求配合公安机关做笔录，除我之外，这是身在医院病床上的老俞交待的。老俞说：“谁都有可能加害于我，但绝不可能是老钱。”此话传到我耳，我大恸，泪如泉涌。我心底里当即冒出的一个念头便是：“知我者，老俞也！”
置身于任何群体与利益之中的我们，是否也有这份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对朋友的笃信不疑？有了这份笃信，我们就能凝聚起肝胆相照的志同道合者，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尤其是在越来越附炎趋势、尔虞我诈的商业化环境中。
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成就老俞所成就的一切。老俞之所以成就了现在的成就，更在于一种崇高的伦理境界，即哲学家康德在其自拟的墓碑铭文中所谓的“道德星空”。
躲过生死劫的老俞和我曾有过一次关于新东方日后发展的谈话。谈话实际上很短，老俞说：“当我被捆绑着双手，从过量麻醉剂所致的昏迷中冥冥醒来、用牙齿咬启门把报警之际，我已决定将新东方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悉数投入到新东方的发展壮大中。”
这是一种大彻大悟，是一个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小命的人对个体生命和个人财富的看淡，是对倾一己之力奉献于全社会之需求的看重。这次生死劫带给老俞的是一种无我无欲的境界，钱与物从此对于老俞个人，意义顿失。细心的人们或许会注意到，那一年构成了新东方发展中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转折点——自此，新东方的发展模式进入了跳跃式的快车道。个中原因，全在于此。
五年前，新东方在北京大学的百年纪念讲堂庆祝其十周年校庆，西装革履的老俞发表演讲。曾被北大除名的学子回归了其精神家园，大讲堂南侧的正门正好就对着老俞当年的筒子楼宿舍。北大教授李零在其《丧家狗：我读〈论语〉》中，将孔子称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新东方的十周年，仿佛一个刚十岁的稚嫩少年。老俞在回顾十年间如何从绝望中一步步奋起，并逐个感谢支持过他的家人和朋友时，言语哽咽，泣不成声。为了新东方，他几近将性命抛弃；为了新东方，他甘愿在慈母的喝叱声中跪下；为了新东方，他不惜将妻儿远送海外多年，以便能专心致至地从事他的事业……那时，他不再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而是一个年方十岁、以稚嫩的筋骨历尽了磨难的少年，往事历历在目，他怎能不泣不成声？
儿童、少年、青年，这是一个社会中最朝气蓬勃、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群体，他们来到新东方，不仅获取知识，更被新东方精神所感动、所激励。“少年强，则中国必强”，这便是新东方的使命与归宿，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新东方已踏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老俞也不必再经历以前的那些磨难了，虽然他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老俞也不再是早年我教其打网球时那个滑稽可笑的老俞——为了避免初学者捡球的烦恼，他竟聪明绝顶地用短裤围住背心并用裤绳扎紧，将十多个球全部收集在背心里，成袋鼠妈妈状。他一边忍受住毛茸茸的球的刺痒，一边在球场上不着边际地奔跑。我们知道，老俞已改玩高雅的滑雪了，并曾在电视里一秀其看似优美的滑雪动作。
无可否认的是，新东方所经历的每个阶段都烙下了老俞坚实而深厚的足迹，俞敏洪的成长历程无疑就是新东方精神最佳的和活生生的诠释，新东方的历史便是老俞“亲历的历史”。我们所谈论的新东方精神，就是以俞敏洪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高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是老俞人格魅力的外化，其内涵由新东方的前人和来者不断地予以丰富和充实。
俞敏洪其人之于新东方精神，犹如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W. B. Yeats）所谓的舞者之于舞蹈。他以诗性的智慧问道：“How can we tell the dance from the dan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