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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家长：我们都是奥特曼
当今的小学，是孩子的考场，更是家长的考场
有时，朱祥更愿意自己活在武侠世界里，那样自己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就可以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实在厌倦了，找个桃花岛之类的地方，隐居休养。
但这样的想象只能留在每天晚上的梦里，现实中，他是一个9岁男孩、三年级小学生的父亲。在朱祥看来，小学校园就像一口开水锅，他是条没有武功的小鱼，总有种被被煎熬烘烤的感觉。
因此，他闲暇时混迹于各种学生家长的论坛和QQ群，事无巨细地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也彼此获得慰藉。
据2012年8月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在校生9926.37万人。在他们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家长，这些早已离开校园混迹职场的年轻人，在跟随子女重返小学校园后，才发现，如今的小学校早已和他们当年大相径庭。
“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
胡铮霖，身为8岁孩子的母亲，同时又是义乌某民办中学老师，孩子的爸爸张磊，从事IT咨询工作，他说，孩子学业上的麻烦事儿，有时比IT咨询难多了，他们当年在中学才感到的压力，如今在小学就感受到了，社会转型的躁动，正一代代向下转移。
上世纪8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青年，像胡铮霖这样的，逐渐成了家长，面对小学校园，碰撞和妥协掺杂了更多这一代人特有的脾气和性格。
最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各种作业的所谓“标准答案”，甚至是和答案无关的一些规矩。比如：解答应用题，一定要先写“答”，不写就扣分。
有时，孩子答的内容与标准答案实际上是一回事，但只要不完全一致，还是会被判错。如这道题：“三国里，成功实现草船借箭的是哪一位？”《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的女儿回答：“孔明”，老师判错，叶开去看标准答案：“诸葛亮”。
网名“资深帅哥三毛”的家长说：“女儿三年级新换了数学老师，题目：动物园里有125只猴子145只老虎，问猴子加老虎一共有多少只？女儿答：一共有270只。被判错并罚抄题目答案十遍，因为正确答案是：猴子加老虎一共有270只，孩子没写‘猴子加老虎’。”
牢骚归牢骚，家长们还是坐在孩子身边，板起脸孔，按照老师的要求辅导作业。不仅如此，还要为孩子们可能产生的厌学情绪做“心理按摩”。
家长们的网络论坛里，“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是热门话题之一。一部家长自发编写的秘笈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孩子不喜欢的科目，采用兴趣暗示法，比如在孩子写数学作业之前，家长陪着大声说“数学，从今天开始，我要喜欢你啦！”或者“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另外，尽量让孩子们把做作业想成愉快的事情，比如：“我今天将再学会10个单词！”“今天又学会了方程式的解法！”
“打不完的作业妖怪”
胡铮霖儿子上二年级，每天晚上要做两个小时作业，除了基础的语数外，还有体育、美术、电脑、思想品德、音乐、自然。
胡铮霖和丈夫会轮流陪读，有时坐在一旁，有时一边做家务，每隔十来分钟到孩子身边看一眼。“儿子作业很有效率，除了字有点‘蟹爬’(难看)。”
胡铮霖的儿子做作业算是快的，他的很多同学，常常到深夜才能完成。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就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原则上是一年级不布置课后作业，二、三年级少量作业，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然而12年后，在大多数学校，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
天津的家长符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诉说了自己的“被作业捆绑”的经历。她的孩子正读小学四年级，每天的中午，就开始收到各科老师发来的短信，“都是布置作业的要求”。
符敏随手拿出几段短信来读，比如：“抽查P22听写声母和音节，请家长根据孩子的不足复习。认真读书，并认真预习P23页”；“继续完成单元训练，请家长帮助检查更正”；“黄冈小状元第8页，请家长陪同读题，孩子也要跟着读题”；“黄冈小状元P11页的第一题，用三句话说图意。请家长签‘已说’”……
这些作业，不但量大，而且都是需要家长一起完成的，家长不得不在上了一天班后，继续和孩子们奋战在题海里，“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类似的故事，在成都媒体人郑飞家里更为麻烦，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妻子一个人应付女儿的四年级作业常力不从心，年迈的爷爷奶奶更帮不上忙，有几次，他不得不将女儿“寄存”在同事家，请同事帮忙做临时爸爸。
在素质教育旗号下，作业也标新立异，以至于南京人朱祥说，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需要成为奥特曼，来应付“打不完的各种作业妖怪”。他儿子的学校采取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老师随时与家长在线联系，监督学生的作业情况，如果作业做得快，老师会随时补充新的题目，作为作业效率高的孩子的“犒劳”；数学作业则是老师每周一次性布置给家长，由家长每天视情况分给孩子，并签字……
“学校是想通知这种方式搞因材施教，不让能力强的孩子饿着，也不让差一些的孩子抻着，”朱祥说，“但这造成了另一种现象：作业做得越快的孩子，就做得更多。家长还是监督执行者，我们是应该让孩子多做，还是做完了就不分给他了？还真是很难选择。”
胡铮霖做的最奇怪的作业，是让孩子们比较不同超市的日用品价格。她带着儿子去逛超市，记下不同日用品的价格，回来做表格。孩子太小，这种统计和分类显然无法完成，只好做IT咨询的爸爸出马，帮着做好。
“这样的作业从本质上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是不是应该老师先设计好表格，让小朋友去填？大一点再做更高的要求，要循序渐进。”胡铮霖说。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在天津，有一次某小学的老师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老师要求：交三张在同一背景下祖孙三代的照片。
本来，老师的想法是，通过祖孙三代在同一地点不同年代的照片，让孩子了解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变化，这也算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细节，但落到现实里，就成了小学生们的难题，更让家长们一筹莫展。
一位家长苦恼地在论坛里写道：要找三张符合要求的照片，并非易事，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刻意存留这样的照片，但完不成作业，就要被批评，那几天孩子都抑郁了。无奈之下，这位家长PS了三张照片交了差，不过自己从此落下阴影，“最怕孩子也学会这样作假的坏习惯。”
在胡铮霖看来，这些做法是让孩子树立起“每天多做一点，就是成功的开始”的信念，从某方面看，这是一种成功学理念，当然，也可以乐观地看待为，这是家长们为孩子不得不应付学业而采取的减压手段。
“打不死的大BOSS”
更多的作业出现在各种培训班、提高班和所谓的兴趣班上，孩子们从一个课堂走进另一个课堂，书包里不断装进新的作业。
胡铮霖是义乌本地人，但住房和户口属分离，户口对口学校不好，离家也远，两口子最后还是选了一所离家近、口碑比较好的民办学校。
胡铮霖自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不算保守，也一直很排斥让孩子周转于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然而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为了让这种课外班更有趣些，她要求儿子学钢琴，孩子本不喜欢，在妈妈的“逼迫”下，倒也很快上了手。每每看到孩子在客人面前表演时，胡铮霖偶而也会产生疑惑：大人的要求或许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全按孩子的喜好，大概什么也不需要学，那儿子怎么会有这门本事？
虽然是民办学校，儿子的同班同学也都在家长的要求下参加了各种兴趣班、提高班，“实在hold不住”。胡铮霖是老师，他们学校就有奥数班，“我们教工子女可以免费去听”，可她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不仅纠结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增加这么多课外负担，更重要的是，同事告诉她，现在上奥数，可不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上二年级的奥数课，而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要上三年级的班，这样才能学到四年级的奥数题，才可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你能理解吗？”胡铮霖说，“这不是学习，而是比谁超前得更多，太恐怖了！”不过更可怕的现实是，家长们看到别人忙忙碌碌，更对自己的处境产生恐慌，为了应付这种恐慌，不得不选择随波逐流。
今年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明确提出，至今年10月31日，北京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将暂停，不管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还是社会上的培训机构，一旦发现确有与升学挂钩的，将实施问责，严肃处理。
作为一项减负措施，本来应该拍手称赞，但许多家长却无所适从。“奥数是个打不死的大BOSS，好的中学总需要一个敲门砖，”胡铮霖说，“取消了这个，还会换张脸重生。”
南京爸爸朱祥则感到已处于抉择关头。他的孩子已升入三年级，作为奥数选拔盛行的城市之一，究竟是选择跟随潮流，还是让孩子自顾自地成长，对两种未来，他都没有把握。
在南京的很多奥数培训班，学员被分为五个星级，最高级的5星级学生，才能在小升初中拔得先机。8月24日，第四届“小数报杯”数学文化传播活动与创新思维能力竞赛在江苏省教育学院举行，吸引了南京三分之二小学的2000多名孩子参加。
成都爸爸郑飞，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一直陪着女儿赶场，参加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的兴趣班，开学后依旧不轻松，周末两天，周六上午英语班和游泳班，下午是舞蹈班和美术班，周日上午二胡班，下午是钢琴班。
一天跑下来，郑飞累得够呛，“比出去跑一天新闻还累”。女儿上课，他也要在一边听着，正儿八经做课堂笔记，防止孩子溜号没听见，或有没听懂可以帮忙辅导，有的老师临时调课，两门课撞时间了，女儿分身乏术，他还要帮着听课。
他说，像他这样的家长，在成都并不少见，“工作学习两不误，做梦都在背单词，比上大学还用功。”
即便感到辛苦，朱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家长论坛上都说，三年级是一道关键的坎儿，这是可以报奥数班的最低年龄，是各门课程的难度上台阶的一年，是课程总量增加的一年，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显出层次的一年，更是要为“小(学)升初(中)”开始准备的一年。
“周围的家长都带着孩子做‘拼命三郎’，你甘心做个闲散的‘阮小二’吗？”朱祥不愿选择，却又感到无法不选择。